3月3日，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撤销了关于三级联赛恢复主客场的调函，消息一出，球迷欢欣鼓舞。中超18支俱乐部均同意恢复主客场制。
恢复主客场制的审批与申报，必须考虑到当地防疫要求。然而，随着近期国内疫情反弹，关于中超能否按时恢复主客场的预期，又增添了几分不确定性。
另外，球迷关注的另一件大事是俱乐部的多元化股份制改革，以及部分球队未解决的欠薪问题。
这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连续两年的赛会制导致中超曝光率和品牌价值大幅缩水，继“中性名”改革后，再次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而联赛中普遍存在的欠薪问题，除了道德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从经济层面来看，也是投资者撤出的直接表现。
从2020赛季开始，足球俱乐部的多元化股份制改革趋势明显。早在2015年的《中国足球改革整体发展规划》中就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具体到执行层面，一些原本不进行股改也能健康发展的俱乐部，反而首先完成了股改，甚至因为强制股改而引发了新的过渡问题。而一些急需注入稳定性的俱乐部，股改却进展缓慢，为联赛准入和欠薪处理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从长期避免欠薪、避免投资者崩塌式逃离的角度来看，确保“职业联赛”真正成为职业联赛，具有应有的商业价值，始终是中国足球面临的首要任务，对于职业化、市场化程度不充分的整个中国体育界来说，也是一次关键的探索与博弈。
投资者撤退，球员讨薪
自1994年中国足球开启职业化以来，球员欠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足球。在“金元足球”时期，尽管有个别球队偶尔出现欠薪，但头部俱乐部的巨额投入使得欠薪在中超鲜有发生。
然而，随着近年来多项约束政策的出台，中国足球的投资者逐渐撤离，中国足球高收入的神话也逐渐破灭，取而代之的是降薪和欠薪——这是在俱乐部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而更糟糕的情况则是俱乐部直接消失。
2020赛季夺冠的苏宁，随后“停摆”
2020年12月，除了“中性名”政策，还出台了限制球队投入（中超最高位每年6亿元）和限薪令（国内球员不高于500万人民币，外籍球员不高于300万欧元）。
一年多后，2020年底出台的政策基本实现，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职业足球的全面萧条，以及国家队在世预赛赛场上的“河内惨案”。
随着屡次停摆与复赛，中超联赛的2021赛季首次以跨年的方式结束。在2022赛季中超联赛开始之前，球员追讨欠薪、球队股改推进，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引发了舆论热议。
最近一次的公开讨薪出现在天津津门虎身上，肖智、郑凯木在微博发声讨要欠薪，并表示在外援欠薪被优先处理的情况下，国内球员却讨薪无门，“十分无奈”。
肖智在微博公开讨薪
近期内，武汉队、深圳队等多支球队的欠薪问题，也在舆论上不断发酵。欠薪在2021赛季以来的中超已成为“常态”，甚至整个2021赛季没有欠薪的俱乐部，中超仅有2家。
国脚蒿俊闵公开讨薪
在2022年2月18日，新赛季日本J联赛拉开序幕，为适应卡塔尔世界杯带来的全球日程变更，同步提前开打的还有韩国K联赛等联赛。而从2021年起，日本媒体多次公开讨论J联赛放宽“中性名”限制的可能性，以便增加俱乐部收入，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
日媒讨论J联赛中性名方针
在不同的法律框架下，简单粗暴地比较中超与邻国的联赛政策并不谨慎，各联赛面临的环境不同，政策也难以直接照搬。但如何在专业领域内开展足球运动推广，运营职业赛事，并确保赛事具有应有的商业价值，则是各国足球主管部门的共同目标。
在民间投资者“大撤退”的背景下，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和国企投资的“多元化股份制改革”，成为中国足球的另一主旋律。但各地股改情况不一，也说明并非所有俱乐部所在地的政府或当地国企都愿意掏出真金白银，来做并不划算的“生意”。
“职业化”近30年，“续命”仍靠情怀
3月12日，大连人俱乐部发布公告，官宣了俱乐部股改的最新进展。大连足球改革发展工作组与万达集团、一方集团、大连人职业足球俱乐部签订协议，由大连足球改革发展工作组组建管理团队接收大连人职业足球俱乐部，对俱乐部进行全权管理。
值得关注的是，公告中提到，“根据协议，万达集团将承担俱乐部接收前二十余年的全部历史债务及未来三年俱乐部运营、青训及大连市校园足球小学基地校运营等全部费用，将总成本约16亿元的大连足球青训基地捐赠给大连市国有企业德泰控股用于发展足球事业，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家乡城市的情怀和对大连足球的支持。”
《天眼查》显示的大连人俱乐部股权结构
在万达“重返中国足球”后，尽管大连队的实际运营开支由万达集团承担，但俱乐部的股权此前一直在一方旗下，此番完成股改，万达有望再次与中国足球“面子告别”。
在大连人足球俱乐部的股改中，万达承诺继续承担债务和未来3年的运营费用，也为俱乐部顺利过渡预留了充分的“缓冲区”，有望成为股改典范。万达的让步，成为大连人股改成功的关键。据《体坛周报》3月13日报道，万达已将2022年俱乐部的运营资金打入了新管理方的账户。
但也由此引发思考：在“职业化”近30年之后，中国足球仍然需要投资者的“情怀续命”才能财务平稳？
在2022赛季的中超18支球队中，仍有私营企业参与的仍有广州队、广州城、北京国安、深圳队、河南嵩山龙门、沧州雄狮、武汉队、武汉三镇、杭州绿城等9家俱乐部，但随着股改进程的推进，私营企业在中超的话语权正逐步下降。
在其他早已完成股改的俱乐部中，山东泰山、河南嵩山龙门的财务原本就十分健康，俱乐部自身拥有的各类资产，也为股改顺利完成提供了充分保障。而有望完成股改的俱乐部中，广州城的财务同样没有太多“遗留问题”，有望顺利完成与广汽的过渡。
与广州城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同城的广州队，由于在前史债务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恒大集团将在新赛季继续独立运营广州队，但预算大幅减少，几乎将失去上赛季所有主力，以足校青年队为班底参赛。
同样股改陷入僵局的，还有河北队。截至现在，河北队仍未开始集训。据《足球报》3月14日报道，河北足球俱乐部仍在与河北省、廊坊市方面进行协调。尽管上赛季河北队的运营费用已经大大下降，且华夏乐意处理此前的俱乐部债务，但现在当地仍未出现适宜的股权交接方。
在当今商业社会，除了关系到基础民生的少数领域外，“寻找愿意花冤枉钱的投资者”，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是伪命题。回到中国足球股改艰难的问题，根源仍在联赛的商业价值。
不过在经历了“碎片化联赛”的2021赛季后，球迷对中超的期待也有所下降。长期无法前往现场观赛，也令许多球迷的看球习惯出现了“逆生长”。线下，曾经的中超在家门口是“绝无仅有”的。线上，仅从比赛质量来说，中超对比五大联赛却没有任何优势。
若想重塑中超商业，重启联赛主客场仅仅是必须做的第一步。而截至目前，这“第一步”也只是刚刚迈出，并未落地。不过，即使在中超完成重启主客场后，距离全方位拉动商业、带动青训，也仍然任重道远。
伴随着投资者纷纷撤离，除了消失的梯队、无球可踢的青少年、被欠薪的球员、远离球场的球迷，还有关于资本界继续低迷的投资预期——而这一点不仅是部分俱乐部股改困难的根源，也很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轻松“治愈”。
